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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1930年代_学术新论

2015-08-20 10:21:54|来源:山东大学|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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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次为:向达、陈训慈、田波烈、梅贻琦、袁同礼、罗家伦、何炳松、连士升、潘光旦、顾颉刚、陶希圣、蔡元培、傅斯年、王世杰、翁文灏、郑振铎、蒋廷黻、胡适。

“凡一国文化,都应有民族与国际两方面,每个民族必须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

“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

“窃尝谓一国万事落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1900至1930年代,蔡元培、傅斯年、梅贻琦、罗家伦、何炳松、顾颉刚、胡适、王世杰,以及年轻学子向达等,即秉持上述观念,开启了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互通的大门。

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最终以36票赞同,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中国史学会关于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议案。这是近百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和亚洲国家举行,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学术与邦国”大计。

■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欧洲各大城市组织了五次规模较大(每次七八百人)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议决设立下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历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 1905年,中国报人和教育家黄节在《黄史》“总序”中即提及1908年将在德国召开的“柏林史学大会”。这是已知中国关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最早的记载。中国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注几乎与大会的起始同步。

■ 1923年3月,《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刊发《万国历史学会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三年四月在比京举行》一文,报道了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指出:“今比利时既重振斯举,各国学者必将联袂偕来,讨论学术,互显国史……返观我国,学术消沈,历史学者至今犹无团体之组织,恐届时终不能有代表出席,以各国绩学之士相见也。”这是国内最早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历史的文章。

■ 1923年7月,《史地学报》第2卷第7期译载了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属国立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向达关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长文——《不鲁捨拉万国历史学会第五次大会纪事》,该文原刊于《美国历史评论》,作者为美国史学名家利兰(W.G.LeLand)。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总数约近千人”的大会盛况,以及比利时国王和各国历史学家的大会发言,详列了各分会场讨论的题目。向达在译者前言中写到:“此次大会,自以欧美诸国为其主干,而我邻邦日本亦有代表,参与其间。论文三百余篇中,讨论及于吾国者,亦复不少。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本报之言,不幸中矣!窃尝谓一国万事蘦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矧吾国有四千余年之文化,而史学之兴,又远在遂古,顾今乃忽不之重,不亦重可悲乎!吾兹愿吾国学人之有以自勉焉。”向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是1950年代的一级教授、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而淡出史学主流。

■1928年8月,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1929年历史学家陈训慈在《史学杂志》创刊号和第二期报道并译载《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记》,认为“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史学界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陈训慈之兄即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陈氏兄弟在民国政界、学界均有大影响,早在1922年、1923年,陈训慈就连续发文,呼吁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改变“公共之学术,只闻列邦之讨论研究,往往阒然无吾族之迹,斯则邦家之奇耻大辱……”

■ 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应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康选宜的邀请来华,“田氏这次来中国负有联络中国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重大任务”。

■1936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北平图书馆等会见并邀请田波烈演讲,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等人先后出席相关活动。田波烈希望不久在国际史学大会组织中能看到中国。他以“饥饿的羊抬着头看,但是没有人喂它食物”作喻,说明自己对中国参会的热切期盼。他说:“中国这个当今最古老的历史国度要加入到我们这个拥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团体中来,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1936年12月1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陶希圣会见田波烈,就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一事进行商讨。

■1936年12月11日,历史学家、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在沪主持田波烈学术讲座。根据田波烈、何炳松、郑振铎(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与中央大学罗家伦、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等协商,由郑振铎负责上海方面史学家的联络,与南京、北京的史学家共同组建全国性的史学组织,并参与国际历史学会的相关活动,尤其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田波烈离开上海回国前发表《告中国历史学家书》,再次欢迎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936年12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赴北平,与顾颉刚、陶希圣等商谈中国派代表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事宜。

■1937年1月23日,中央研究院致函教育部:“关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事,前已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长前往贵部商洽。查该学会之设置历年甚久,中国为历史悠久、史学发达之国家,自有加入之必要。”3月10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复函同意。王世杰为著名法学家,曾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对史学界的这一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并给予了极其热忱的关注和支持。

■1937年3月16日,傅斯年致函田波烈称:“我遇到的每一个同仁都很赞同您对于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看法。”

■1937年《历史教育》刊登历史学家连士升、明史专家萧远健文章,认为“凡一国的文化,都应有民族的与国际的两方面,每个民族必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主张“中国史学团体应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因为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937年3月17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致信田波烈:“在现存的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拥有最长历史纪录的国家之一,我确信,在我们的陈述通过后,我们将来和大会其他成员国会有更长远、更广泛的合作。”

■1937年10月教育部经与中央研究院和傅斯年商量,正式致函国际历史学会,拟派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时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参加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均在迁往西南的途中,但教育部长王世杰明确表示“这项工作不会因为战争的危机局势而受到任何影响。”

■1938年6月14日,傅斯年致函教育部新任部长陈立夫,强调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重要性:“此会系国联(即联合国前身)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

■1938年6月22日,傅斯年再次就“关于国际史学会议事”致函教育部:“兹以该会事关重要,尤与远东近代史事之流传及正确化有关,日本既对此事热心,吾国不可忽视。”教育部当日即回复傅斯年:“同意派适之先生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史学会议。”

■1938年,傅斯年、翁文灏(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与正在美国、英国访学的胡适就参加国际历史学会大会一事一直保持联系。6月20日傅斯年致胡适信中强调“此会是由国联文化合作部之Commit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所主持。本年之大会则由瑞士总统作主人。以雪艇(王世杰)诸人之热心,去年由本院以代表中国名义请求加入了,但形式的决定,应在本年大会。此次承先生允许去,实在再好也没有了。”7月30日,胡适回函傅斯年、蒋廷黻,以坚定的口吻称:“Zurich(苏黎世)我必须去……”

■1938年8月28日,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圣彼得教堂召开,到会各国代表约900人。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在8月30日上午大会发言。中国第一次参会,正值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此次参会除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还有提防日本在国际史学大会上“指鹿为马,混淆视听”的意图。傅斯年在致教育部函电中即多次强调此点,参加会议的胡适也关注着日本代表动向:“日本今年没有人出席;我读论文之日,忽有一个东方脸的人在会场,其样绝非咱同乡。果然是日本人,名松本馨。第二天就不见了。大概职务已毕了。”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结束(9月4日)后的第10天(9月13日),胡适接到中国政府任命,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未能按时举行,中国大陆与国际历史学会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1960年代也未再保持官方联系。

附录: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山东大学举行

[本站讯]日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过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最终以36票支持、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中国山东大学举行的议案。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办于1900年,每5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了21届(世界大战期间未能举行);每届参会的各国历史学家都在1500—2000人之间,是世界历史学家的盛会。此次在荷兰举行的第21届大会,参会国家100多个,正式注册代表近1600人,另有部分自由参会人员,总人数超过了2000人。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未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举办过。20世纪30年代,胡适等人曾以个人身份出席过大会。20世纪80年代,在胡乔木同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史学会以国家会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报告。此后,中国史学会组团参加了1985年的第16届(团长刘大年,成员有季羡林等18人)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并取得北京市政府的正式支持,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曾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8届大会上,正式提出2000年在北京举办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申请,但因种种原因,这一申办议案没有被通过。

2009年初,中国史学会分析讨论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中国恢复经济发展的实力和信心,更是鼓舞着全世界。中国的发展显然为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造了充足的条件,因而,中国史学会应在2010年召开的第21届大会上,正式申办2015年的第22届大会。

中国史学会在讨论有关申办设想时认为,第22届大会如能在中国举行,山东济南及山东大学应成为首选的举办地。山东是孔孟故乡、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近年来山东经济的发展也一直处在全国的最前列。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许多领域的研究居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前沿。请各国历史学家到山东来讨论历史文化问题,可以使他们通过山东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山东、宣传山东,为山东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过渡创造国际舆论。2009年2月6日,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的陪同下,专程拜会了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海鹏先生(现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双方座谈后议定:拟申办的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山东大学举行。

积极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既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大机遇,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届时,全世界的2000多名顶尖级史学家齐聚济南,也将是山东省的一大文化盛事,不仅将极大提升山东省和山东大学的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齐鲁文化和孔孟儒学的影响力,同时,对开拓山东的旅游市场,推动山东经济走向世界,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因而,此项工作得到了国务院以及山东省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姜大明省长亲笔签发了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执行局和执行主席的个人信函。

近一年来,在中国史学会的领导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紧密合作,扎实推进申办的各项准备工作,先后完成了相关申办陈述文件编纂,相关宣传视频和宣传画册的制作等。今年7月12日,徐显明校长在北京与张海鹏先生等举行最后一次申办工作会议,就申办工作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了周密安排。

8月21日—28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共18人前往阿姆斯特丹,参加了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成功地完成了第22届大会的申办工作。山东大学王育济、姜生教授做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全程参与了大会的各项活动,并在8月24日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向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国际史学会执行局各位执委,着重介绍了山东省济南市和山东大学的相关情况,回答了相关问题。在这次招待酒会上,山东大学设计制作的《山东?济南?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申办地》的大型画册,受到欢迎和好评,对8月26日的执委会投票产生了积极影响。会议期间,王育济、姜生教授还应邀出席了阿姆斯特丹市长的招待酒会,拜会了荷兰史学会会长布罗蒙教授。在8月28日中国代表团的总结大会上,张海鹏团长对山东大学在申办工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5年之后的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将在山东大学新建的体育馆中举行,大会的主会场和大部分分会场将设在山东大学的各个校区;届时,预计会有2000名以上的外国史学家参会,山东大学将有众多的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大会。

{作者:杨加深 来自:历史学院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宜山}

(责编:李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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