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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会故事: 1970年第13届 俄罗斯莫斯科

2015-08-20 16:28:47|来源:海外网|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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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适值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苏联方面格外重视。另一方面,此前两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武装干涉,派军入侵捷克,遭到了许多国家的谴责。因此,英国、葡萄牙和挪威等国的史学会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也有两三位英国学者以个人身份与会。

参加会议的共有3305人,其中有1400名苏联学者,其他人数较多的代表团有:美国222人,法国171人,意大利92人,日本76人。

1970年8月16日下午5点,开幕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由苏联科学院亚历山大·古贝尔院士主持,他宣读了柯西金总理(部长会议主席)的贺信,并作了题为“列宁与历史”的演说,赞扬了列宁高尚的品格和他所取得的丰功伟绩。

莫斯科大会除按照年代划分的4个分会场外,还有27场专题讨论会,讨论拜占庭、俄罗斯、二战等具体内容。在莫斯科大会,史学方法论大致可分为三派:英美学者把历史视为一门艺术,海克斯特在大会上把史学比作烹饪;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学者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东欧国家的历史学家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二战之后,传统的历史主义衰落,竞起的是各种新史学的历史思想和方法论。新史学引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对象和史料来源,进一步激活和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这些进展也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世界大战摧毁了历史主义的进步观念,历史主义单纯研究民族国家政治史的叙事方式让位于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历史一切方面的分析的历史学。历史学的范式在二战之后发生了最大的动摇和转变,历史学的科学化愿望十分强烈,可以从下例看出。英国学者保罗·杜克斯在报道1970年莫斯科大会的文章结尾,引用了苏联诗人罗伯特·洛兹德斯特文斯基(Robert Rozhdestvensky)的诗:历史你将成为最精确的科学你会的你一定能我们需要你如此。

美国学者在苏联人的祖国发起了挑战和对抗。本届大会的主议题有两个:“历史方法论”和“各大洲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J.H。海克斯特作了题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和计量化”的大会报告。海克斯特是著名的17世纪英国革命史研究专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在方法论上是一个老派的人物。

面对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对历史学的冲击,他说,历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史料的局限性,使得历史解释需要从社会科学和计量方法中得到帮助,但他又反对历史学家对技术的依赖,认为历史学家使用计算机不会产出有价值的成果,人为了机器的需求而自我调整是扭曲而危险的。接着,海克斯特对从政治牟利的史学现象进行了无比尖锐的抨击:“有的人不加分辨地从垄断暴力工具的上级获得了终极真理和眼前的判断,对于这类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论其是处心积虑还是无意,他们是想使自己和同行获得思想自由。我们这些幸运者只能对他们的不幸表示同情,对他们的勇气表示钦佩。剩下的,我希望只是极少数,他们通过趋炎附势获取私利,对这类人,我只能表示可怜和鄙视。”他援引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历史,称欲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之间决战至死”。海克斯特的发言明显是有针对性的,苏联执政党一直强烈干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把哲学社会科学视为意识形态纠争的战场,苏联学者面对强权,态度是分化的。

不出意料,海克斯特的发言引起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历史学家的群起攻击,他们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科学工作的价值。

针对美国学者海克斯特对计量方法的狭隘理解,苏联人弗拉基米尔·科沃斯托夫说:“很难想象电脑应用于政治史研究的情况。但在经济史领域情况不同。在快速处理社会和经济数据方面,电脑是不可或缺的。”法国学者让·斯内德作了折衷发言,他的题目是“机器和历史”。斯内德说,19世纪的历史学得益于博学派的方法,20世纪的历史学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面对迅速变化的技术,人、制度和工作不能调整适应,无疑是当代社会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史学研究领域,只有对方法论的反响做了基本考虑之后,借助机器的力量才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因素。但,如果说电脑只能产生输入进去的东西,这就显得陈腐了”。

在“各大洲历史”的主议题讨论中,苏美学者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表现了针尖对麦芒的立场。美国学者C。冯·伍德沃德关于美洲历史的发言是“解放和重建:一项比较研究”,苏联学者A.N。格林金的报告是“16至20世纪的拉丁美洲和世界历史进程”。伍德沃德此前曾经在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并出版了《美洲历史的比较研究》一书。他的基本观点是“比较方法对于一切历史理解都是必要的”,从弗吉尼亚到巴西、从德克萨斯到巴巴多斯的美洲种植园恰好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实验室”。在美洲的历史上,美国人的经验能够启发比较研究。伍德沃德采用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

格林金则从个别到一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称拉美的历史证明了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性不足以动摇历史进程的根本法, “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的落后不是什么上帝的诅咒,也不是不同的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或人种与生物学的差异,而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在起作用这一客观规律造成的”。格林金和伍德沃德的发言,代表了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性质和目的理解的差异。

苏美学者的这种对立情况也存在于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4个分会场讨论中。如在近代史分会场,美国人理查德·派比斯在论述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保守主义时,说俄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指服从威权政府,而不是服从法律和民选的立法机关。俄国历史学家A.V。艾菲莫夫和G.P。库洛皮埃特尼克研究的是从1890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史。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保罗·哈辛称大会是“一次科学和文化的巨大成功”,秘书长米歇尔·弗朗索瓦说大会的特点是“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历史观念中进行比较”。前者的总结可以说是顾全大局,后者的发言含蓄、内敛。(山东大学提供材料)

(责编:李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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